当前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，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，地缘政治风险加剧，全球经济复苏乏力且不确定性空前增加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传统的发展模式和安全范式面临严峻挑战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“坚持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”的工作基调，强调“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”，为“十五五”良好开局定向领航。这些重要指向意味着要把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。这不仅有利于应对短期冲击，更是确保中长期繁荣稳定、在激烈的大国博弈中赢得主动的必然选择。
为何将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
经济韧性，指的是一国经济系统在遭受外部冲击（如金融危机、供应链中断、地缘冲突、自然灾害）或内部结构性压力时，能够有效抵御、快速适应并在冲击后实现恢复甚至转型升级的能力。它集中体现为经济系统的抗压性、恢复力、适应性。将增强经济韧性置于突出位置，强调以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国际复杂局势变化的不确定性，具有很强的现实必要性。
这源于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与大国博弈的长期化。当前正处于全球供应链重构的关键时期，过去基于效率优先、成本优化的全球产业链布局正让位于区域化、本土化布局。大国间科技竞争、关键物资的争夺，进一步凸显了供应链自主可控的极端重要性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”，意味着要确保在极端情况下经济命脉不被“卡脖子”，这正是经济韧性的重要内涵。现有国际经贸规则面临挑战，贸易壁垒、技术封锁、金融制裁等成为博弈工具。增强经济韧性也意味着我们要有能力在外部环境恶化时，维持国内经济的基本盘稳定，并具备制定新规则、开辟新市场的能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当今世界安全与发展的边界日益模糊，经济问题与国家安全紧密捆绑。能源安全、粮食安全、数据安全、金融安全等传统与非传统安全议题，已成为经济决策中不可或缺的考量。一个有韧性的经济体系，必然是能够有效统筹发展和安全的经济体系，这也是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工作的重要指向。
这亦源于中国式现代化关键时期经济发展转型的内在要求。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，2026年作为“十五五”开局之年，面临的内外部挑战更为复杂。增强经济韧性，有助于减轻转型期的阵痛，防范系统性风险，为高质量发展提供稳定的环境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“五个必须”，其中“必须充分挖掘经济潜能”“必须坚持政策支持和改革创新并举”，正是增强韧性、跨越发展关口的重要指引。从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角度看，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最大的隐患。增强经济韧性，必须着力突破集成电路、工业母机、核心种源等领域“卡脖子”技术，将创新主动权、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。这与“坚持创新驱动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”的部署一脉相承，通过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，筑牢科技发展支撑。从应对人口结构和资源环境约束的角度看，人口老龄化、劳动力成本上升、资源环境压力等长期结构性矛盾，要求经济体系必须具备更强的内生增长动力和资源优化配置效率。关于“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”“坚持‘双碳’引领”的一系列部署，为应对这些慢变量挑战提供了路径，本质上是持续增强经济系统的自适应能力。从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关注的重要议题来看，无论是侧重于稳增长、调结构，还是强调“六稳”“六保”、防范化解重大风险，抑或是此次明确“稳中求进、提质增效”，核心逻辑都是推动中国经济强身健体，增强应对不确定性冲击的内生韧性。近期，世界银行等都上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。同时，中国外贸市场更加多元化，为保持经济韧性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。
中国经济的固有优势与底气所在
中国经济之所以具备抵御风险、逆势突围的能力，根源在于长期发展积累的深厚优势，源于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成就和经验。这些优势不仅是韧性建设的坚实基础，也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实施路径高度契合，构成了大国博弈的坚实底气。
超大规模市场优势，是内需韧性的坚实根基。我国拥有超过14亿人口、1.9亿户经营主体以及规模庞大的中等收入群体，形成了全球最具潜力的超大规模市场。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持续的消费需求，从基本民生消费到高品质消费、从传统实物消费到新型服务消费，市场层次丰富、需求多元。这种规模效应不仅能较好消化国内产能、支撑产业升级，更能在外部需求波动时发挥缓冲作用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的“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”“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”等举措，将进一步释放内需潜力，让超大规模市场成为经济循环的“稳定器”，即使面对贸易摩擦或全球需求萎缩，国内市场仍能为企业提供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。同时，超大规模市场能吸引全球优质资源集聚，形成“引进来”与“走出去”的双向赋能，进一步强化抗冲击能力。
完整产业体系优势，是供应链韧性的核心支撑。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，各产业门类相互配套、协同发力，能够快速响应市场需求、抵御局部环节冲击。这种完整性意味着，即使部分核心零部件暂时受限，国内产业仍能通过替代方案、技术攻关维持基本运转。中央提出“实施新一轮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”，正是基于这一优势的战略延伸，通过产业基础再造工程、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等，让完整产业体系在创新转化中持续升级，为供应链韧性注入持久动力。
创新动能强劲优势，是科技韧性的动力来源。经过多年积累，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。创新投入持续加大，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.6万亿元，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.68%，在量子信息、人工智能等领域实现全球领先突破，形成了全过程创新生态链。这一发展态势与中央关于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、创新科技金融服务的部署形成呼应。目前，我国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超过50万家，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不断强化，富有韧性的创新格局正在形成，有效增强了应对外部技术制约、在关键领域实现自主替代的能力。
显著制度优势，是治理韧性的系统保障。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，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，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。这在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的实践中得到了充分印证和有力彰显。面对新冠疫情冲击，我们快速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；面对全球能源粮食价格波动，通过综合施策、精准调控确保国内市场平稳运行。这些都是治理效能的生动体现。聚焦当下，无论是强调“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”“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”，还是关于完善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法规政策、深入整治“内卷式”竞争的部署，都指向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，进一步释放制度优势，确保经济系统在冲击面前快速响应、协同应对，展现强大治理韧性。
扩大开放合作优势，是经济韧性的全球延伸。我国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，成为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。通过高质量共建“一带一路”，形成更加紧密的跨国经贸合作网络，有效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。同时，落实好“优化自由贸易试验区布局范围”“鼓励支持服务出口”等举措，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，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，有利于构建内外联动、双向互促的开放新格局。这使我国能够统筹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、两种资源，在全球产业链调整中把握主动，既为自身韧性建设注入外部动力，也为全球经济韧性贡献中国力量。
经济韧性的多重要义与构建路径
增强经济韧性是系统工程，涉及宏观、中观、微观多个层面。结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，需在现有优势基础上，进一步补短板、锻长板、固底板，聚焦关键领域精准发力。
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筑牢物质基础。瞄准构建自主安全可控、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目标，既要巩固轨道交通、电力装备等优势产业，保持全球领先地位，又要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，集中突破高端芯片、新材料等关键领域“卡脖子”技术。同时，优化产业链布局，推动上下游、产供销有效衔接，畅通国内产业循环；依托共建“一带一路”推动产业链多元布局，建设有韧性的全球生产网络；前瞻布局人工智能、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，培育壮大新动能，塑造长远竞争新优势。
增强科技创新韧性以激活内生动力。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，优化国家科研机构、高水平研究型大学、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，形成攻关合力。着力提升企业创新能力，激励研发投入，加强以企业为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。完善创新生态，加强知识产权保护，畅通要素流动，鼓励探索、宽容失败，充分释放创新活力。深化拓展“人工智能+”，推动实数融合，以智能化、数字化驱动产业升级，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，系统构建面向未来的数字经济韧性。
增强内需韧性以强化循环支撑。关键在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，与落实“提振消费专项行动”要求更好衔接，通过优化收入分配结构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、改善消费环境，推动消费提质扩容。同时拓展有效投资，聚焦创新发展、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，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带动放大效应，有效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。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，破除地方保护和区域壁垒，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，强化国内大循环的内生动力和可靠性。
增强能源资源韧性以保障运行安全。深入推进能源革命，在发挥煤炭等传统能源兜底保障作用的同时，加快发展风电、光伏等新能源，更好构建清洁低碳、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。优化储备结构和布局，完善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体系，提升应急保障能力。落实“推动全面绿色转型”要求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降低关键资源对外依赖度，为安全发展提供保障。
增强制度韧性以提升治理效能。完善宏观经济治理，强化国家发展规划战略导向作用，加强财政、货币政策协同，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。持续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，打造市场化、法治化、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，稳定经营主体预期。建立健全风险预警、应急响应体系，确保在面对冲击时具有最大限度聚集和调动发展资源、有力抵御风险并确保经济平稳发展的治理能力，不断提升治理效能。
【张占斌，系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、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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